在平时的工作中，记者偶尔会碰到“二奶”身份的女性读者前来倾诉，虽然表面看起来，她们与其他女性并无多大区别，但因为身份特殊，她们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、内疚和困惑，严重的甚至还有负罪感。记者在整理出四种比较典型的“二奶”心理后，请来了心理专家为她们“把脉、会诊”，现在，就让我们来看看“二奶”产生的原因、过程及命运—— 
    记者初见玫玫时，觉得她和其他“二奶”不同，因为她身上透着一股书卷气。
    玫玫说，她和那个包养她的男人阿罗有个约定：他们在一起过三年，之后，她就可以离开他了。然后，她神情暗淡地对记者说，她家很穷，妈妈去世得早，哥哥又有残疾，她当年读大学的钱都是爸爸四处借来的。大学毕业后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她放弃考研的梦想找了份工作，但工资低得可怜。而就在这时，父亲突然病倒了。
    阿罗是个生意人，当他得知玫玫的困难后很直接地说，自己没什么文化，所以喜欢有知识的女性。他希望和玫玫做个交易：就是玫玫陪他三年，这三年他供玫玫考研，也给玫玫父亲治病，还给她老家建房子。玫玫说，现实生活实在压得她透不过气，所以犹豫再三，她答应了。但她觉得自己背叛了自己，良知和道德让她寝食不安。现在她想逃，可不知哪里是突破口。
    咨询师高明霞：玫玫是因为提前透支了婚姻功能，才导致道德性焦虑。如果玫玫想走出困境，先要解决内心由于道德性焦虑产生的负罪感，这就需要她暂缓放弃考研及一些与自己现有能力所达不到的理想。另外，当自己无法应对困难时，如果她能积极寻求亲朋好友的帮助，这些问题其实一样能得到很好的处理。所以玫玫只有终止与对方交易，才能找回从前的自尊和自信。
    “二奶”滋生，谁之过?
    对于“二奶”的滋生，心理咨询师周敏明和高明霞一致认为，是社会因素给予了“二奶”们生长的土壤。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，人们的价值体系趋于多元化，很多时候在心理上对“二奶”给予了宽容。
    周敏明说，虽然我国出台了新婚姻法，但对婚外情的约束没有太大的冲击，而道德批判力度又很弱，所以对“二奶”们的不利警示缺乏力度。高明霞也认为很多人对这种现象都抱有见多不怪的心态，而这种心态正好与人们价值多元化的心理相符，于是导致婚姻的脆弱性突显，婚姻危机也更加让“二奶”、“小三”有机可乘。
    对婚外情，周敏明的态度是：无论包养人还是被包养人，都是人格不健全的表现，被包养女性多为缺少安全感者，这可能与她们在原生家庭的成长经历有关。而很多婚内男性在夫妻出现矛盾时，他们不是采用正确的沟通方式解决，而往往以搞“婚外情”来达到平衡，这是极端错误的。
    高明霞则坦言，无论是虚荣型的、放纵型的、补偿型的，还是报复型的“二奶”，她们背后都藏着畸形的价值观。而包养“二奶”的男性本身也存在缺乏责任心、道德感低下的问题。

记者：刘芳  2012年5月20日  现代金报A10